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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角度看管理

2010-09-03 13:30:35 作者:hexiaoli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管理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是一切有组织的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自从有了组织、有了社会,也就有了管理。
管理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是一切有组织的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自从有了组织、有了社会,也就有了管理。人们在长期协作活动中,一些成功的经验一再重复,直到逐渐成为习以为常的特定模式,被一代代传下来,这就是管理经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分工的复杂化,正式地组织起来显得越来越重要,要求有更多的管理人员和更有效率的管理,这便产生了专业化的管理领域,以及与此相应的管理科学。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社会交往日益频繁,我们的社会也日益成为组织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断扩大和复杂的组织行动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人们愈来愈感到,今日的管理科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的管理专业知识和传统管理技术的论述,还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探讨管理中的深层问题,用哲学的思想与方法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进行反思。自40年代以后,在管理科学日臻完善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管理哲学。
管理是一项人为的事业。管理的直接目标是使包括人、财、物及各种关系、信息等所构成的资源系统形成某种结构,并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地发挥某种效能,或执行某种职能,以实现管理者的间接目标。资源系统呈人为的结构状态十年管理活动的主要特征。离开管理者或管理主体,这种结构功能就不复存在。利用现成的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不是管理活动。相对于研究自然事物的“物理”(如自然科学)而言,管理涉及的是“事理”、“人理”,这就不能不与哲学联系起来。
现代管理离不开哲学,现代管理者更需要有一个善于运用哲学进行观察、分析、思考、判断的头脑。管理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如管理的主体与客体问题,以及管理的决策、组织、控制、价值、环境等问题,都要求现代管理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哲学素养。
一位外国学者说:“哲学的任务在于它必须先于行动。倘若哲学家不会成为管理者,那么管理者必须是哲学家。”这个要求或许太高了。但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管理者,不论他涉及的对象是企业的、行政的、政治的、或文化的,如果缺乏哲学分析判断的能力和组织能力,缺乏审时度势、彰往察来的智慧和眼力,缺乏开拓和创新的精神与勇气,就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管理者的哲学素养显得更加重要。日新月异的改革气象,新观念、新思路、新事物、新潮流层出不穷,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对于一个有作为的领导者或企业家来说,只有在哲学观的指导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掌握正确的哲学思维与方法,提高管理的理论素养,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复杂形势,更科学、更有效地搞好管理工作。
管理离不开哲学。同样地,哲学对管理也不能置若罔闻。哲学家可以不是管理者,但一个处于以科学管理为时代特征的组织化社会的哲学家,如果在他的哲学中看不到这个时代的痕迹,那就很难说他是时代所需要的哲学家。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哲学只有参与时代精神的创造,才能体现时代精神;只有为现实生活开拓的哲学,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展。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热衷于抽象地讨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开拓、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在开拓与创新的实践中产生,也只能在开拓和创新的实践中得到坚持和发展。脱离火热的现实生活,脱离参与实践的创造活动,任何关于“坚持与发展的关系”的空泛议论,都只能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保持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个各门具体科学紧密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形成各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理论分支。管理哲学如同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等等一样,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领域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不能也不可能离开这些分支理论的开拓、创新、丰富和发展。哲学工作者应当投身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去,用马克思主义的开拓精神和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新时代、新形势下新的哲学分支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具体贡献。
管理和哲学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过程。管理科学的发展使得哲学有必要介入管理过程,而哲学本身也同管理相关涉。这一点,可以从对“哲学”不同解释中窥见一斑。
第一种为学院式的,即把哲学作为一种研究的学问并且专门把它区分为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几个部分。它们对于管理各有意义。本体论研究现实或存在的本性,它与宗教神学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尽管20世纪末期,某些学院派遭到唾弃,并且这类知识似乎对管理已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但是管理人员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可能是间接地、并非偶然地由其信仰体系决定的,进一步说,是由其自觉的 或不自觉的本体论假设决定的。事实上,正是这些假设往往决定了管理者的信念,而不必涉及管理者实际上的、可察觉的品德。价值论研究价值,关涉到伦理学及美学。它更为直接地渗透到管理与组织的行为之中。一般来说,价值的出现,通过合作行动的价值实现,管理过程中价值冲突的消除,以及在组织机构的政治舞台上价值之间的争论与它们相互之间的阻碍、制约——所有这些都是每日每时管理所经历的一部分。认识论研究认识的发生、进行等,它同样会引起管理者的极大兴趣和关切。
第二种为二元的,即把哲学领域一分为二:逻辑与价值。前者研究事实、结构、一致性与连贯性、因果关系、解释系统等等,后者则借助于价值考察,研究从伦理道德到各类复杂的动机中的所有价值问题。因此,它包括了由于对于人类精神进行深入分析所揭示的前理性与超理性因素。这两个知识领域合而为一就囊括了全部的组织行为,自然也包括了管理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讲,领导行为中,领导对某行为的执行,不仅要考虑行为本身而且还要考虑此行为的前因和后果:某一决策的实施,也有它的连续性等;领导如何获取权利、运用权利,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等都必然涉及到伦理道德和价值问题。
第三种为经典的,即把“哲学”解释为“爱智慧”。多少年过去了,没有人敢夸口自己聪明过人,但智慧本身仍然富有魅力,尽管人们是在其他名义上探求智慧,例如经验、技能、或其他的常识。管理人员并非乐于探讨智慧,但他们是智慧的追求者。如果哲学研究有助于他们达到目的的话,他是不会敌视这种研究的。在某些高等学科的管理预备课程中,这种观点得到了适当的体现。牛津的PPE课程(哲学、政治和经济)、法国行政管理学院和日本松下行政与管理学校便是这样。在这里,哲学训练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要求每位学员都能掌握“智慧之学”,并希望他们把理论上、大脑中的智慧成功地转化为实践的智慧或智慧的管理。
第四种为实践的,即把哲学看作对政策进行系统的说明。在政策形成过程中,这样的事情是常常可见的;真实的联系大致是以逻辑的一贯性和决策者——管理者的经验准确性加以描述的。在这种描述中,明确或潜在地包含着一种推测,即一种使实际事态特点呈现出来的引申,这种描述和重建是出于价值的考虑。例如,我们对某一事情的描述,并不总是将其全部特性描述出来,这里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即使有必要作全面描述,事情的哪方面特性对我们最重要,哪些较为重要,哪些不重要等,从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而之所以这样,也是出于选择和价值判断。因此,任何决策都包涵价值成份,是一种世俗的、普通的哲学,这种哲学依靠经营与组织行为转化为日常世界的现实和事件。
因此,不论对“哲学”作何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哲学是管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或哲学同管理相联系。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客座教授克里斯托费.霍金森在1978年出版了《管理哲学》以后,又对领导中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983年,出版了《领导哲学》一书,标志了领导哲学的创立。他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仅要注意提高组织的效率,强调领导的技术方面,还要注意领导中的人文因素,而不是把效率效用作为组织的元价值,使组织失去价值意义。这就是说,领导和组织应提高人的价值、发展人的潜能,排除压抑人的创造性、降低人的价值、限制人的发展的行为和因素。因此,“哲学作为一种补偿的力量”必须对领导进行价值的、伦理的、情感的分析,建立一门领导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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